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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泰盆地與廬陵文化
    2024-05-11 08:35 來源: 吉安新聞網—井岡山報

    文/毛淑勇

    吉泰盆地位于武夷山余脈雩山山脈與羅霄山脈之間的贛江中段,區域面積近二萬平方公里。盆地內氣候溫和濕潤,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河網密布,水路通達,商貿便利,能夠支撐起較多的人口。吉泰盆地是封建時代江南地域的一塊富庶之地,孕育出了璀璨奪目的廬陵文化。

    吉泰盆地的地域范圍要小于現今吉安市行政區劃的范圍,其不包括市轄區域外圍的山區地帶。廬陵文化輻射的區域卻超出了吉泰盆地,也超出了現今吉安市所轄的十三個縣(市、區),包括了撫州市恩江流域的部分區域,也包括了萍鄉市禾水流域的部分區域等。然而,廬陵文化的核心區域還是位于萬安縣、泰和縣、吉安縣、吉水縣等縣沿贛江一線的河谷平原。廬陵歷史上以“五忠一節”為代表的最頂尖人才都生長在這塊核心區域里的城鎮與萬千村落里。

    隨著中國歷史上晉室衣冠南渡以來的幾次人口南北大遷移帶來的人口增加和中原先進的耕種技術、贛江這條古代中國南北交通黃金水道的開通、南方水稻優良品種的推廣以及稻谷脫殼技術(礱的發明)的改進,加之入宋以后遠離中原戰火的襲擾以及規避了東南沿海??艿尿}亂,使得吉泰盆地在兩宋以后成了一個農業發達、水陸交通通達、鄉民安居樂業、繁榮富庶的傳統儒家所推崇的理想家園。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讓封建社會中期的吉泰盆地經濟強勁,人口繁盛,稅賦領先,商貿暢達,書院林立,科舉鼎盛,權臣不絕,文蓋天下。

    古代中國農耕社會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社會,即使朝代更替,也無法動搖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秩序體系,廣大鄉野的文化形態、治理模式幾千年不變。在這種超穩定的鄉村秩序體系中,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耕讀傳家的治家理念有其內在的邏輯與規則。比如科舉這條光宗耀祖的大道,就需要家族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宋明兩朝,富庶的吉泰盆地內私塾相望、書院遍布,盆地村落里的強宗大族可以提供足夠的族田、義田、院田等公產、族產為宗族子弟在科舉場上金榜題名,名冠天下。而那些取得功名的廬陵子弟,通過血緣親情、鄉籍觀念或師生關系,提攜反哺本宗族或本地域的子弟,或者潛移默化地驅動周邊村落的學人競爭性地走上科舉進仕的道路。吉泰盆地上這種讀書致仕——榮退返鄉的良性循環,最終形成宋明兩朝廬陵子弟在中國古代政治官場、科舉場、文化藝術領域獨領風騷的壯觀場面。

    明初,建文二年庚辰科和永樂二年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為廬陵子弟的團體連冠盛績,是古代中國一千多年科舉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而“一門九進士,父子探花狀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兩宰相,五里三狀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兩尚書”的廬陵故事,早就成為吉泰盆地上婦孺皆知的街巷美談。

    廬陵文化是中國古代農耕文化的典型樣板,其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包括了以新干縣大洋洲商代大墓為代表的商周青銅文化;以泰和縣曾安止《和譜》為代表的稻作文化;以吉水縣谷村為代表的科舉文化;以歐陽修、楊萬里為代表詩詞文化;以吉州區釣源村為代表的血緣宗族文化;以青原區陂下村為代表的民俗節慶文化;以白鷺洲書院為代表的書院文化;以青原山、玉笥山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吉安縣吉州窯為代表的瓷窯文化;以井岡山、東固山為代表的紅色革命文化;以陽明書院為代表的哲學文化;以廬陵商幫為代表的商貿文化;以文天祥、胡銓為代表的民族正氣文化等。

    宋明兩朝,廬陵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一極,甚至成為民族精神的脊梁。然而,這仍舊無法改變廬陵文化非原生、后發性的身份特征(這便存在一個隱患,一旦受到外部強勢文化的介入,其脆弱性將表現得一覽無余)。吉泰盆地一直遠離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盆地上發現了多處史前文明的遺跡,殷商時期也已經有成熟的方國,春秋時期存在吳、越、楚等諸侯國相繼經略的歷史,但是,直到三國孫吳政權時期,吉泰盆地還屬于土著越人與開化文明混雜的后進地區,境內民戶寥落,人煙稀少,土地沒有得到完整的開發。當初,廬陵郡治所也沿著贛江,在泰和縣、吉水縣、吉安縣等縣境幾經遷移。

    吉泰盆地位于中國東南與西南、中原與華南的交匯地,這種不東不西,看似通達卻半封閉的地理條件,一直沒能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隨著中原人口分批次地大量遷入,傳統儒家倫理道德也被帶進吉泰盆地,并最終成為廬陵文化血脈基因的內核。廬陵文化本質上是儒家文化,加之吉泰盆地地域面積過小、缺乏形成地方割據政權的地理條件,廬陵文化始終缺乏霸氣外顯的氣質,無法產生雄才大略的領袖帝王,只能出產正氣剛毅的能臣將相,只會孵化接續道統的文章大家,也便有文信國公喊出“君降臣不降”的千古悲愴。

    清中葉以后,吉泰盆地在中國歷史上歸于沉寂,被邊緣化了。廬陵文化的衰落卻早有端倪,究其原因不外乎外因與內因兩方面。

    外因可以用成敗蕭何來解釋。成就宋明兩朝吉泰盆地輝煌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其所據有的交通區位優勢。近代以后,隨著人類海洋時代的來臨,內河貿易被海洋貿易所替代,農耕經濟被西方工業文明所取代,加之晚清太平天國戰爭在吉泰盆地內多年的混戰,使盆地內人口銳減,男耕女織的傳統農業破產。而當由湘籍官員主導的粵漢鐵路在湖南修建,中國南北交流的通道遠離吉泰盆地,成為壓垮她的最后那根稻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吉泰盆地又成為紅軍與國民黨軍“圍剿”與反“圍剿”的主戰場,廬陵文化為中國革命再次當起了奉獻的駱駝。眾多外因促使以脆弱的小農經濟為主要特征的吉泰盆地失去了核心競爭力,廬陵文化輝煌不再,不可遏制地步入了萎縮期。

    與之相反,吉泰盆地的近鄰,三湘大地卻在這個時間節點上脫穎而出,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洋務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共產主義革命的主導性力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原屬于吉泰盆地的區位優勢轉向了湖南,進而成就了湖南人才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井噴。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由內因與外因兩方面達成,外因為輔,內因為主,廬陵文化的衰退主要還是找尋內因。封建時代,吉泰盆地孕育了輝煌的廬陵文化,廬陵文化也必然要承受母胎與生俱來的積弊。當初,中原遷入的人口帶來了先進的耕種技術,也帶來了僵硬的倫理道統與宗法制度。至今,吉泰盆地是中國宗族祠堂分布最為密集的幾個區域之一,而維護封建社會鄉里秩序的族規鄉約,在盆地內的村落鄉間也是司空見慣。當中原長期陷于戰火時,廬陵文化甚至撐起了儒家文化正統的大旗,位于青原山腳下的陽明書院一度有著“東南鄒魯、西江杏壇”的美譽。儒家文化講究忠孝仁義、謙恭禮讓,講究血緣親情、等級尊卑,沿襲祖制,推崇個人服從群體。而當代西方商品文化講究個人的權力與自由,講究契約精神,推崇創新文化,熱衷于對傳統規則的突破反叛,鼓勵冒險。這顯然與廬陵文化的精髓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

    吉泰盆地的東南西三面高山連綿、群峰起伏,盆地內又間或丘陵矮山,這便造就了分布于河谷平原、丘陵山崗村落里的廬陵文化封閉保守、因循守舊、盆地心態、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特性。當初,中央紅軍與吉泰盆地上的本土紅軍勝利會師后,雙方在磨合期便出現了不少原則上的分歧,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廬陵子弟自創的革命隊伍中存在的問題。

    如今,以官本位等本位主義為代表的傳統儒家思想和以創新發展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新思想,仍舊在吉泰盆地上磨合碰撞。廬陵文化在吉泰盆地上生息繁衍了數千年,其弱點弊病也非短時間能扭轉修正,過程是漫長艱辛的,但結果一定是光明可期的。在廬陵文化轉型突破的陣痛中,需要廬陵子弟厚積薄發,滿懷憂思,進取思變。要解放思想,知恥后勇,努力學習南粵文化開放的風氣、閩臺文化敢拼會贏的韌勁、吳越文化闖蕩海外的決心、湖湘文化敢為人先的霸氣等先進文化的思想與精髓。只有敢擔當,以復興廬陵文化為己任,才能重拾宋明時代廬陵先賢舍我其誰的雄心,才能再造廬陵文化的榮光,才能再現吉泰盆地昔日的輝煌。

    責任編輯: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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